《自我的世纪》：从隐秘欲望到消费民主

纪录片《自我的世纪》从一个关于权力的论点出发：如果人受到自己未曾察觉的欲望驱动，那么懂得迎合这些欲望的人，也许就能管理大众民主。影片沿着这条线索，讲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以及他在美国的外甥爱德华·伯内斯从事的公共关系工作。影片对人性、历史影响和政治因果关系的解释，属于创作者的观点，并非这里独立证实的结论。

影片将弗洛伊德时代的维也纳描绘为一个审视私人感受会威胁既有权威的社会。一位受访者想象，一名不快乐的贵族女性不能向女仆倾诉，也不能到村里抱怨，否则就会破坏维持他人尊敬所依赖的距离。在这种讲述中，审视内心也可能意味着质疑周围的社会秩序。

弗洛伊德将自己的方法称为精神分析：他通过研究梦和自由联想，探索他所说的心智中无意识的部分。他认为，性冲动和攻击性冲动因为危险而受到压抑。影片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暴力在弗洛伊德看来印证了他的悲观预期。这些是弗洛伊德和影片对心智与战争的解释，并非关于人为何行动的定论。

战前，伯内斯为歌剧歌唱家卡鲁索担任宣传代理人。影片说，他随后在公共信息委员会为美国的战争目标做宣传，其中包括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向欧洲带来民主的承诺。伯内斯回忆自己被派往巴黎和会；按照影片的讲述，看到人群欢迎威尔逊，让他开始思考战时方法能否用于和平时期。他回到纽约，成为一名公共关系顾问。影片转述他的说法：“宣传”一词已带上负面含义，因此他寻找了另一个名称。

伯内斯曾送弗洛伊德雪茄，收到舅舅回赠的精神分析入门著作。一位受访者解释，伯内斯从中得到的启发是：决策，尤其是群体决策，涉及的不只是事实信息。影片说，他想知道能否通过迎合无意识的感受赚钱。影片强调的是一种说服方式，并不能证明任何一次活动都揭示了某个个体的无意识动机。

烟草活动是影片最鲜明的例子。美国烟草公司的乔治·希尔想打破女性在公共场合吸烟的禁忌。伯内斯回忆，他咨询了精神分析师 A. A. 布里尔；影片说，布里尔将香烟解释为男性性权力的象征，并建议将它与挑战男性权力联系起来。伯内斯安排初入社交界的年轻女性在纽约复活节游行中点燃香烟，并通知媒体，说有女性准备点燃“自由火炬”以示抗议。一位受访者解释，这个词组把平等的形象与人们熟悉的自由意象结合起来。

纪录片说，这场活动获得广泛报道，此后女性香烟销量上升。影片认为，这种精心安排的联想让吸烟看起来像独立的象征；仅凭这个例子，影片并没有确立单一活动造成了更广泛的变化。它更大的论点是，商品可以被宣传为表达一个人希望如何被看待的方式，而不只是有实用功能的物品。

影片把这些技巧放在大规模生产的背景下。企业担心，一旦家庭拥有足够的耐用品，需求就会下降。影片对比了强调用途和耐用性的广告，与一种新的欲望文化：人们在旧物用完之前就想购买替代品。一位受访者将这种转变描述为鼓励人们不仅购买需要的东西，也购买想要的东西；纪录片把这种对比作为一种宽泛的历史解释。

影片说，伯内斯的工作包括在女性杂志中把商品与电影明星联系起来，在电影中植入商品，让明星穿戴客户的服装和珠宝，以及在百货商店举办时装秀。影片还指称，他雇用心理学家撰写有利于产品的报告，却将其说成独立研究。在一段历史影像中，一位演讲者鼓励女性用穿着表达个性的不同方面。这传递的信息不仅是衣服有实用功能，也是衣服可以传达自我感受。

纪录片将这一逻辑延伸到金融和政治。影片说，伯内斯一面代理银行，一面宣传借钱买股票；它还讲述他安排34位演艺人士访问白宫，以改善沉默寡言的卡尔文·柯立芝总统的公众形象。伯内斯回忆自己如何介绍来宾，并对随后的报道感到满意。影片将其视为形象塑造进入政治的例子；特定技巧由他首创的说法，仍是影片或受访者的主张。

这种关系也有反向的一面：伯内斯宣传了弗洛伊德。影片说，通货膨胀威胁到弗洛伊德的积蓄，伯内斯安排他的著作在美国出版，并寄给他美元。一位受访者说，伯内斯宣传了书中容易引发争议的部分，后来又从舅舅的名声中获益。影片还说，弗洛伊德认为为大众杂志撰写的一篇提议文章过于庸俗，拒绝了它。这是纪录片对两人关系的讲述，而不是弗洛伊德思想传播史的全貌。

按照影片的叙述，弗洛伊德对攻击性和群体行为越来越悲观。他的思想帮助引出了一个争论：普通人是否值得被托付政治决策。纪录片将政治作家沃尔特·李普曼描述为主张由精英管理“迷惘的群体”，而伯内斯则提出了管理技术：刺激欲望，再用商品满足它们。影片称之为“同意的工程”。

伯内斯的女儿说，父亲重视民主，却不信任公众的判断，认为公众需要来自上方的引导；她称这种看法在某种意义上是开明专制。另一位受访者反驳说，满足眼前的欲望可能让深层权力关系纹丝不动。旁白把这种愿景与赫伯特·胡佛总统对欲望和经济进步的赞许联系起来。对影片而言，“幸福机器”既是商业观念，也是政治观念：满足的消费者可能有助于维持稳定社会，却很少控制社会的方向。

伯内斯的社会地位体现了他接近权力的能力。一位受访者回忆，他在纽约酒店套房举行聚会，来宾包括政界、商界、媒体和艺术界人士。另一段回忆则形容他轻视周围的人，也轻视大众。影片随后将他为电灯泡发明五十周年举办的庆典，与1929年股市崩盘并置。它讲述了借债投机、恐慌抛售、失业和非必需品购买减少，并说股灾损害了伯内斯和公共关系行业的地位。

按照影片对《文明及其不满》的讲述，弗洛伊德认为文明以不满为代价约束危险冲动。一位受访者说，约束是生存所必需的。影片用这种悲观看法引出欧洲的民主危机，但其心理学解读应被理解为影片自身对事件的解释。

纪录片描述纳粹国家对生产和工人休闲的组织，以及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如何利用集会，把大众情绪引向民族统一。影片说，戈培尔曾告诉一位美国记者，伯内斯的著作是他的灵感来源之一。旁白将弗洛伊德对欲望投向领袖、攻击性转向群体外部的警告，与纳粹有意利用大众情绪的做法相对照。一位目击者回忆希特勒周围的群众陷入狂热，并将其解释为非理性力量的爆发。这段回忆和影片的解释本身，不能完整解释纳粹意识形态、迫害以及其夺取和行使权力的过程。

影片接着把纳粹统治与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新政相对照。罗斯福召集规划人员开展大型公共项目，并寻求让政府在遭受股灾打击的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纪录片承认两个政权都试图组织社会，同时强调它们不同的政治目标：影片将罗斯福描述为希望加强民主，而纳粹则拒绝民主。这种比较并不意味着两种政权或它们对待人民的方式相同。

在影片看来，罗斯福的做法基于对公众的另一种假设：普通人能够理解政策并参与政府事务。影片介绍了民调者乔治·盖洛普和埃尔莫·罗珀；他们试图通过不诱导答案的问题来测量民意。一段历史演示认为，“新政是否对国家有害？”是诱导性问题，更好的问法是询问受访者总体上赞成还是反对罗斯福。一位受访者相信科学民调证明了人们能够理性决策；这是受访者的解释，并非一种提问格式本身所提供的证明。

影片说，罗斯福1936年连任后，商界领袖组织起来反对新政，试图把私营企业与民主联系在一起。它描述了一场与全国制造商协会有关的运动，手段包括广告、广告牌和进入报纸社论版面的信息。通用汽车巡回展“进步巡游”为现代工业讲述了一个诱人的故事；伯内斯担任通用汽车的顾问，但参与的还有许多其他公共关系从业者。

政府则拍摄影片回应，警告某些利益集团在幕后影响新闻界。其中一部影片建议公民检查报道中是否存在隐蔽偏见。纪录片将这种教导与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提供的、更具吸引力的愿景相对照。伯内斯是顾问，通用汽车建造了一座充满技术希望的美国未来大型模型。他的女儿认为，博览会试图让参观者把资本主义与民主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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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的一位评论者认为，这种愿景以被动消费取代了积极的公民参与：人们的欲望得到回应，却不一定拥有决策权。这一区别是纪录片的核心论点，并不证明每一次消费选择或民意调查都以同样的方式运作。

影片回到欧洲，讲述纳粹于1938年吞并奥地利。一位目击者回忆，仇恨与暴力指向犹太人和反对纳粹的人，包括偷窃和杀戮。维也纳暴力蔓延，弗洛伊德寻求前往英国避难。影片说，精神分析师欧内斯特·琼斯帮助他取得英国工作许可；弗洛伊德、安娜及其他家人离开维也纳，前往伦敦。弗洛伊德与安娜在那里安顿下来，并于1939年因晚期癌症去世。

第一集结尾预告下一集：影片认为，战时暴行将使美国官员担忧本国民众内心也存在危险力量，并寻找控制它们的方法。影片在这个后续故事中提到了安娜·弗洛伊德和伯内斯。这是纪录片对后续时期提出的解释，并非对暴行成因或所有官员动机的独立核实。

第二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心理崩溃的士兵讲起。影片称，所有从战场撤离的士兵中，49%因精神问题被送回；这一数字及其分母均来自影片，这里没有独立核实。影片展示一名痛苦的士兵难以继续谈论所爱之人的场景，并说来自中欧的难民精神分析师与美国精神科医生合作开展军事项目。一位分析师回忆自己帮助士兵康复，以及乘火车横穿美国的经历。

那位分析师回忆，火车驶过一座座小镇，镇上的居民曾经是陌生人。这位分析师回忆，在军中与士兵工作多年后，见过许多来自那些地方的人，听过他们的抱负与失望，仿佛获得了一次深入美国内心世界的特殊机会。影片展示的另一段谈话中，一名痛苦的士兵说，恋人让他觉得自己重要，也帮助他克服困难；治疗者鼓励他开口，表达情绪。

纪录片说，分析师使用与弗洛伊德有关的技术，让士兵回到过去。按照影片的讲述，他们逐渐相信，战斗压力触发了被压抑的童年记忆，其中包含暴力情感和欲望，而精神崩溃并非战斗直接造成。一位分析师回忆，战争令人震惊地揭示了美国广告形象之下的非理性与不快乐。这是影片的讲述和分析师的解释，并非可以排除战斗创伤的临床结论。

影片把这些解释与战后的民主焦虑联系起来。它说，政策制定者把许多普通德国人参与大规模杀戮视为破坏性冲动可能压倒民主制度的证据，并担心美国发生类似情况。一位受访者描述了一种希望：人们能够把民主价值观内化，而精神分析或许可以改变人的内在结构，使其维护民主。纪录片将其呈现为对战争经历的一种回应，而不是对纳粹罪行的完整解释或已经证实的人性理论。

影片将安娜·弗洛伊德置于战后精神分析运动的中心。一位亲属回忆她令人敬畏、致力于传播精神分析，同时强调她为确立自己的地位付出了努力。旁白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强调理解无意识驱力的做法，与安娜相信人们可以学会控制这些力量的想法作对比。

纪录片把这种信念追溯到她对儿童的工作，特别是密友多萝西·伯林厄姆的孩子们。多萝西在婚姻不顺后带孩子从美国来到维也纳。一位受访者解释说，儿童依赖成年人生活，因此安娜可以通过与母亲及学校交谈来影响他们的环境。影片说，她逐渐相信遵守被认可的规则可以强化自我——影片将自我描述为调节有意识生活的心灵部分——使其抵御无意识冲动；按照这种说法，不遵从规则则可能导致自我薄弱。

一位家庭成员回忆，大人们曾试图阻止他的父亲成为同性恋者，因为他们认为同性恋不正常，不符合社会认可的成长模式。他明确表示自己并不知道父亲的性取向。这是当事人回忆中的历史判断，不能据此把同性恋视为疾病。影片说，这些孩子后来似乎过上了郊区婚姻生活，看起来治疗获得了成功；影片稍后会质疑这一表象。

纪录片将1946年的《国家心理健康法》与战时服役暴露出的焦虑联系起来。历史影像把该计划描述为在专业人员短缺的情况下增加科学知识的努力。影片称卡尔和威尔·门宁格兄弟是重要设计者，并说他们培训精神科医生，将精神分析思想应用于成年人和儿童。一位受访者将这一愿景描述为扩大人的理解，改变伤害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方式。

按照影片的讲述，数百个城镇出现了心理指导中心，婚姻咨询人员接受培训，社会工作者走访家庭。影片把这些服务与一种信念相联系：适应被认可的家庭和社会生活模式可以强化自我。一位受访者说，理想的结果是一个更善解人意、更能自我调节的人，仍能享受球赛并恰当地表达情感，而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

另一位批评者则追问：如果周围的现实本身造成痛苦，会发生什么？这位批评者认为，适应现实可能要求人妥协，甚至剥削自己。这一异议揭示了影片所讲述的张力：治疗帮助的承诺可能与社会要求人遵从规范的期待同时存在。影片接着把目光转向消费研究。

影片说，欧内斯特·迪希特的动机研究所试图发现消费者的“秘密自我”。迪希特介绍，他们不是简单地问顾客为什么买东西，而是试图理解顾客的自我形象。一位受访者说，研究者希望找出的动机包括地位、认可，以及人们无法或不愿说出口的感受。在他家车库上方的房间里，小组成员可以试用产品、自由交谈、相互观察，并对投影广告作出反应。影片把这种做法与焦点小组联系起来，但其绝对首创的说法在这里没有得到证实。

影片举了贝蒂妙厨蛋糕预拌粉的例子。它说，消费者在调查中欢迎便利食品，实际购买却不如预期。经过小组讨论，迪希特把障碍解释为无意识的内疚：家庭主妇想省事，却觉得自己的付出不够。他建议在包装上增加一项指示，让使用者加入鸡蛋；影片说，他将其解释为妻子给丈夫的一份象征性个人礼物。旁白称销量随之上升。下图展示的是影片中的产品画面；心理解释和销量效果都未经独立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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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说，广告商聘请被称作“深度男孩”的分析师，把产品与隐藏的欲望联系起来，并举出燃油广告口号和芭比娃娃营销作为例子。影片所呈现的迪希特，其抱负超出了销售：他认为产品能够表达欲望、提供共同身份、改善自我形象，让人感到安全。他把这称为欲望策略，并相信它有助于社会稳定。关于治疗价值和社会效果的说法属于他和影片，不能当作已经证实的结果。

影片说，到20世纪50年代初，分析师拥有政界和艺术界的知名客户；一位分析师回忆候诊名单很长，也承认这种需求让他们有些自大。纪录片认为，政府、规划和商业领域的精英共享一种对大众非理性的假设。一位受访者说，这些专家认为自己是在创造条件，让公民既能参与民主，又能成为好的消费者，而不是在破坏民主。

影片将这种信心与伯林厄姆家的经历对照。安娜·弗洛伊德和多萝西·伯林厄姆住在英国，孩子和孙辈会到她们的海滨小屋探访。影片说，在看似田园诗般的表象下，曾接受安娜分析的鲍勃和另一位家庭成员经历了精神崩溃和婚姻困境；鲍勃酗酒，另一人深受焦虑困扰。探访也包括继续接受分析。

一位亲属回忆，家人曾被当作这种方法成功的例证，并说他们的困境被掩盖了。同一位受访者描述了安娜的权威，以及孙辈不愿挑战一个对父母生活知道那么多的人的处境。另一位受访者觉得她不承认错误。这些都是个人讲述，个别结果不能证明整种治疗方法是否有效。

影片把呼吁美国民众面对核威胁保持冷静的公共宣传，与伯内斯的做法作对比：影片说，他认为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反而可以被鼓励和引导。他的女儿回忆，父亲相信群体容易被塑造，可以利用其欲望和恐惧，从上方加以引导。

纪录片称，在危地马拉拥有大片香蕉种植园的联合果品公司是伯内斯的重要客户。影片说，民选总统哈科沃·阿尔本斯的土地改革威胁到公司的地位，伯内斯帮助把涉及商业客户的冲突重新包装成近在美国身边的共产主义威胁。影片将阿尔本斯描述为与莫斯科没有联系的民主社会主义者；这一绝对说法属于影片，未经这里的独立核实。

影片说，伯内斯为有影响力的美国记者安排危地马拉之行，并让他们会见经过挑选、反对阿尔本斯的政治人物。访问期间发生了激烈的反美示威；纪录片说一些公司员工相信示威由伯内斯组织，但没有证实这一怀疑。影片还描述了一家号称独立的中美洲信息局，称其向媒体发送有关苏联威胁的新闻稿。纪录片把这场宣传与当时有关共产主义者控制危地马拉机构的说法并置。

纪录片说，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中央情报局秘密推翻阿尔本斯，而中情局与联合果品公司合作，训练和武装阿马斯上校领导的叛军。影片指认中情局人员霍华德·亨特；他描述了针对总统及其部队发起恐怖行动的意图。按影片讲述，中情局飞行员驾驶飞机轰炸危地马拉城时，伯内斯继续影响美国报界舆论。一位受访者认为，他帮助创造了条件，使推翻政府可以被说成解放。

阿尔本斯于1954年离开后，影片展示副总统尼克松参观一批据称在总统府发现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影片说这是联合果品公司公关部门安排的活动。历史讲话中，尼克松祝贺危地马拉人民推翻了他所称的共产主义。纪录片随后回到伯内斯的“同意的工程”：一位受访者认为，宣称忠于民主，却替人们安排他们应当作出的选择，其中存在悖论。

影片说，对苏联“洗脑”的恐惧促使中情局心理学家探索能否改变人的记忆和情感，让人更容易被控制。一位受访者描述当时想象中的可能性：把脆弱的人编程成服务于他人目的的工具。这是当时对可能性的信念，并不能证明这种控制已经实现。

纪录片讲述了精神科医生尤安·卡梅伦在蒙特利尔艾伦纪念机构开展、与中情局资助有关的工作。按照影片的说法，卡梅伦希望抹去令人困扰的模式，再建立新的模式。影片描述了包括 LSD 在内的药物，以及极高频率的反复电痉挛治疗。一位受访者说，其目标是像擦净石板一样抹去过去；一位曾接受治疗的人回忆了睡眠室、药物和电击，并说自己失去了在医院及此前生活的记忆。

影片称下一阶段为“精神驱动”：反复播放录音，包括把磁带放在枕头下，试图植入新的行为。那位患者回忆，实验承诺她醒来后会成为另一个人。纪录片说，这些实验未能实现所追求的转变，却让人们失去了记忆；另一位受访者把轻易从外部控制心智的想法称为幻觉。这里讲述的是影片描述的实验，不能用来概括电痉挛治疗的所有临床用途。

影片接着讨论好莱坞分析师拉尔夫·格林森对玛丽莲·梦露的治疗。一位晚餐客人回忆，格林森解释说梦露缺少理解家庭生活的参照。纪录片通过安娜·弗洛伊德的理论解释他的做法：格林森让梦露进入自己的家庭圈子，并说服她住到附近一栋装饰相似的房子里。一位受访者描述了可靠的父亲形象和家庭在理论中应起的作用：强化她的自我，使她能够面对挫折。

影片说，梦露于1962年在家中自杀身亡，并将这一死亡描述为令分析界震惊、引发公众质疑其权威的事件。影片没有确立她死亡的单一原因。她的前夫阿瑟·米勒批评他在许多精神分析中看到的一种预设：认为痛苦必然是错误或疾病。他认为痛苦可以启发生活，并警惕以幸福为名定义和控制人。这是米勒的观点，并非对所有治疗形式的判决。

影片将万斯·帕卡德的《隐藏的说服者》呈现为对利用心理洞察刺激新品牌和新型号需求的批判。按影片的讲述，消费者在不知情中参与了计划性淘汰：产品被制造或推广为需要更换的制度。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进一步批评大量生产相似商品所造成的浪费，并认为表面的繁荣可能积累攻击性和破坏性。

按照纪录片对他观点的解释，情感冲动本身并非邪恶；社会的压抑和扭曲可能使其变得危险。影片中的一位评论者说，马尔库塞把问题从被认为有病的个人转向可能本身就会腐蚀人的社会。接着，一位历史影像中的演讲者拒绝“适应”种族隔离、宗教偏执，以及让多数人贫困、少数人享受奢侈的经济状况。所给逐字稿没有可靠标明他的身份，因此这里不命名。

纪录片回到伯林厄姆家：它说鲍勃于1970年因酗酒去世，他的姐妹中的一位于1973年回来继续接受分析。一位亲属叙述，她后来在弗洛伊德的伦敦住宅自杀身亡；这段叙述没有明确她死亡的年份。一位亲属认为地点可能包含某些意味，同时也犹豫是否能给出确定解释。影片把这些悲剧与其批评并置；这种并置和受访者回忆既不能确立两人各自死亡的原因，也不能证明关于治疗的一般理论。

第二集结尾预告了让自我获得自由的运动，同时旁白认为，商业和政治后来会找到利用这种解放的方式。第三集开头把克制与公开表达愤怒、哭泣和其他感受作对比。影片展示一小群分析师鼓励这种表达，并将他们的工作呈现为对主流控制模式的挑战。

影片介绍威廉·赖希是这一替代思路的核心人物，他曾在维也纳追随弗洛伊德。按照纪录片的对比，弗洛伊德认为危险的原始驱力需要约束；赖希则认为，深层无意识力量本来是好的，社会对它们的压抑和扭曲才使其变得危险。赖希把这种深层冲动称为力比多，即性能量，并相信释放它可以让人充分发展。影片说，这一观点使他与西格蒙德及安娜·弗洛伊德发生冲突；安娜认为不受控制的性力量是危险的。这里呈现的是影片和受访者所描述的不同人性观。

一位以赖希子女身份发言的受访者回忆，赖希认为神经症源于缺乏令人满意的性高潮。同一位受访者还对安娜的性经历和动机作出非常私人的解释，把分歧描述为性克制与性自由之间的冲突。这些是发言者的解读和私人断言，不能当作安娜观点或心理健康问题的既定解释。

影片将决裂追溯到1934年瑞士的一次会议，称安娜迫使赖希退出精神分析运动。受访者指责她施展手段排挤赖希，并承认自己希望纠正心中的不公，甚至同意这可以被称为报复。逐字稿没有可靠标明这位发言者的姓名，也不足以确立有争议的机构细节。

纪录片接着讲述赖希赴美建造住宅和实验室。影片说，他把一种假想的性能量来源称为“奥贡”，建造装置，声称能够集中大气中的能量使云降雨；他还说该装置可以摧毁威胁世界的不明飞行物。影片称，联邦当局于1956年因他出售一种声称能治愈癌症的装置而逮捕他；他被监禁，书籍和论文奉法院命令焚毁，次年死于狱中。关于能量、天气、不明飞行物和癌症的离奇说法，是影片转述的赖希主张，并非已确立的科学或医疗建议。

纪录片回到广告业及其对心理研究的运用。一位批评者回忆，自己拒绝穿当季规定的粉色衬衫和配套鞋子：问题不在颜色，而在于感觉自己变成了别人的工具。按照影片的讲述，新一代人指责企业操纵人的情感，把人塑造成顺从的消费者，而越南战争仍在继续。

影片介绍赫伯特·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人的感情和身份被引向批量生产的商品，表面上的选择与趋同并存。在历史影像中，他认为统治力量能够伸入人的意识和无意识。这些是哲学家及影片对社会控制的解释，不能证明每位消费者的动机。

按照影片的讲述，学生左派用“脑袋里的警察”比喻内化的控制，并呼吁对抗国家和企业。纪录片称，“气象员”组织曾对一些公司发动炸弹袭击，认为这些公司既通过消费品控制人心，又制造越战武器；一位历史影像中的发言者明确拒绝坚持非暴力。影片接着展示1968年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称警察和国民警卫队攻击示威者，并将后来肯特州立大学四名学生被杀与对新左派的镇压联系起来。这样的叙事顺序和总体政治解释，并不意味着整场运动都走过同一条道路。

一位受访者回忆，活动人士遭遇的国家力量远比他们预想的强大。纪录片认为，左派中的一些人因此改变策略：如果不能通过推翻国家赶走内心的警察，就尝试从自己的思想中清除社会控制。一位发言者描述了一种希望：只要足够多的人改变自己，即使不要求政治行动，社会最终也会自发转变。另一位则坚持，改变个人生活是改变政治的前提。

影片将这一转向与加州埃萨伦研究所的一些治疗师联系起来，称他们发展了赖希的思想。影片介绍弗里茨·珀尔斯及其团体相遇活动：参与者被鼓励表达通常受到压抑的感受。在“热座”练习中，参与者被要求想象一个内心恶魔坐在椅子上，并以它的身份说话。表达出具有威胁性的感受后，参与者说自己感觉更真实；引导者则认为，承认这些感受有助于获得自主权。这展示的是参与者的目标和自述体验，并不能证明治疗效果。

纪录片称，埃萨伦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成为人类潜能运动的中心。一位受访者估计，七八年间出现了约200个相关中心，并回忆个人与社会转变在当时被视为密不可分。这些数字和运动的社会影响属于影片及发言者的讲述。

埃萨伦的组织者试图将相遇技术用于处理种族主义。一位组织者回忆，他们让黑人和白人激进派直接对质，希望表达偏见之后，双方能够以个人身份相遇。影像展示了有关警察、政治权力和不平等带来的物质利益的尖锐争执；一名参与者回忆，黑人与会者质疑他们眼中白人自由派的虚伪。

纪录片称这些活动是一场灾难，并说黑人激进派认为，对个人解放的强调威胁了黑人集体身份，而这种身份为他们的斗争提供力量和信心。两种想法的分歧在于：组织者希望通过个人表达超越群体隔阂，影片呈现的反对意见则强调集体身份的政治价值。影像和事后回忆不能代表所有参与者持有同一种看法。

影片接着讲述洛杉矶圣母圣心团体数百名成员参加周末相遇工作坊的经历。一位治疗师回忆，他们鼓励修女不再压抑自己，并质疑习得的角色。一位修女描述了努力协调自我表达与奉献、服务生活的挣扎；另一位希望人们因她本人而非穿着尊重她，同时承认改变令人害怕。

纪录片说，修女们投票决定脱下修女服，改穿普通衣服。一位治疗师还回忆了团体中的同性亲密关系，并将其解释为性能量的释放。影片称，一年内有300名修女、超过团体半数的人请求解除誓愿，六个月后修道院关闭，只有一小群人留下。这些是片段性的回忆，以及影片对数字和因果关系的讲述，并非经过完整核实的机构史。同性身份或离开宗教生活，本身都不能证明发生了伤害。

随着自我探索传播，影片说，人寿保险业担心购买保单的毕业生越来越少。研究者丹尼尔·扬科洛维奇把保险与为未来牺牲联系起来，并说自己发现人们越来越重视自我表达。他认为，别人所说的政治激进主义掩盖了更深层的自我关注；这是他的判断，不能完整解释一代人。

扬科洛维奇说，产品长期以来就具有情感意义，但人们越来越希望商品表达个性：一辆欧洲小汽车、一套音响或特定服装都能向外界表明自己是谁。影片说，广告公司试图适应变化，其中一份备忘录敦促员工顺应新的不从众者，并去听鲍勃·迪伦的音乐。影片还指出一个实际矛盾：以大量生产相同商品为基础的制造体系，很难经济地提供更多样的产品。这些是纪录片对行业的概括，并不能证明所有消费者或制造商都以同样方式行事。

影片介绍维尔纳·埃哈德创立的 EST，即埃哈德研讨会训练，将其视为个人转变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影片把人类潜能运动描述为剥去社会规训，发掘内心美好的核心；按照这里对埃哈德方法的呈现，他认为并不存在固定核心，人可以创造自己。一位发言者用剥去层层包裹直至什么也不剩的比喻，说明人如何在创造的可能性中找到自由。

纪录片描述了强烈、有时残酷的团体课程，称参与者签署协议，同意不离开，并允许训练者使用旨在打破社会建构身份的方法。与此同时，也有参与者说，两周末的训练让自己收获很大，并表达了想更了解自己的愿望。两类讲述需要一起看；影片的呈现不能确立每位参与者的体验。

影片认为，改变社会的早期愿景逐渐让位于发展自我的责任。它将前青年国际党领袖杰里·鲁宾的回忆——他放弃了牺牲理想，对不公的触动也不如过去强烈——与一位朋友的批评并置：政治被生活方式和对自我的追求取代。另一位发言者则认为，摆脱过去的束缚能带来自由。这些是对转变的不同判断，并非说个人改变和社会行动无法共存。

影片说，20世纪70年代，有关自我实现的观念通过书籍和电视传播。一位受访者给出1970至1980年间传播速度的惊人估计，但片段没有说明这一观念如何被衡量。纪录片随后转向斯坦福研究所（SRI）：那里的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试图衡量传统人口统计分类可能遗漏的价值观和欲望。

按照影片的讲述，团队借用了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及自我实现概念，随后设计了一份关于人们感受、动机和价值观的长问卷。一位研究者回忆回收率达到86%，还有受访者索要更多问卷。影片对马斯洛及其思想形成时间的描述属于影片自己的讲述；这里也没有独立核实问卷回收率或其心理分类的有效性。

由此形成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分类”，简称 VALS，依据人们报告的价值观和行为划分群体。其中的“内在导向型”据称更多通过自己的选择而非社会地位定义自己。历史影像介绍了寻求新标准的“我是我”型，以及通过直接体验寻求成长的“体验型”。影片称，一份精简至30题的问卷帮助企业把产品和营销与这些群体相匹配。这些标签是一个市场细分模型及影片对它的讲述，并非固定的心理学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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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把罗纳德·里根1980年的竞选呈现为对个人选择的诉求，以及对政府干预的反对。一位演讲撰稿人回忆曾提出“让人民作主”的标题；里根则谈到要把政府从人民的背上挪开。影片说，传统民调人员难以用阶层、年龄和性别解释支持者的混合构成。

一位 VALS 研究者回忆，团队曾预测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强调个人自由的语言会吸引内在导向型人群。同事提出异议，认为这些关心社会问题的人不会投票支持共和党或保守党。研究者说，投票意向调查支持了他们的预测，并声称这些选民在选举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片段没有提供调查设计，也没有足够证据确立决定性选举效果；这仍是事后的说法，不能证明因果关系。

影片将里根就职置于通货膨胀、工业困境和失业的背景下，把他的反政府论述与影片自身的观点相对照：追求自我表达的消费者将推动新经济。影片把经济复苏笼统归因于一个群体，是一种解释，并非独立确立的经济结论。

纪录片展示市场研究人员反复追问一个人想要什么、为什么想要。一位研究者把这种方法比作剥洋葱，以触及人的内心核心。影片认为，焦点小组此时被用来探索不同生活方式群体的感受，并开发新产品系列，而不仅是推广种类有限的现有商品。一位前活动人士说，企业学会提供似乎认同无限扩展自我这一观念的商品；服装、住房、家具、电脑和餐馆都可以承载身份感。

影片将这一变化与计算机辅助的小批量、多样化生产联系起来。扬科洛维奇对比了需求有限的市场和由自我表达驱动、欲望不断变化的市场。纪录片认为，随后的消费热潮推动了经济复苏，并认为，感到自己摆脱趋同的人反而越来越依赖企业来表达身份。这些都是宽泛的历史和经济主张；受访者所说的无限前景是一种论点，而非已经证实的预测。

本集结尾的一位批评者看到更令人担忧的后果：道德和社会问题都经过个人满足的滤镜，最终社会仿佛只剩下各自追求个人福祉的孤立个体。影片将其作为对一种极端逻辑的批评，并非对每个人选择的描述。

下一集开篇提出，英美两国的左翼政治家借用商业技术重获权力，相信自己能够创造一种更能回应个人感受的民主。影片警告说，为影响消费者而发展的技术也可能改变政治选择。这是它为本集提出的论点，并非对所有竞选或选民的既定结论。

影片简要回到爱德华·伯内斯，以及商品可以同时与情感欲望和物质需求相联系的早期论点。一位受访者举例说，普通产品可以被包装成通往幸福、地位或吸引力的途径。影片将这种做法与后来的焦点小组联系起来；其关于历史首创和效果的说法仍未经核实。在一段历史对话中，伯内斯开玩笑说，称他为“博士”会让人更愿意相信他，体现了影片对权威如何被呈现的关注。

影片转向英国。按照它的叙述，英国统治机构长期不信任一味给予公众所求的做法：BBC 的热门节目被称作吸引观众观看严肃节目的“诱饵”。市场研究人员则按阶层分类；一段历史影像中，观察者根据一家人的行李、交通方式和外表推测其社会地位。影片说，政治民调同样按阶层选择受访者，只问事实性问题。一位发言者担心，给予人们想要的而非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很危险，同时也承认这可能更加民主。

纪录片把变化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经济危机。消费下降后，广告业者认为企业需要了解购买背后的心理动机。美国主持人开始为英国主妇组织焦点小组。有一次，一名女性扮演厨房水槽，说自己希望保持干净；另一人描述完成清洁后的满足感。旁白称，练习的目的在于表演人们与产品的情感关系，而不只是讨论产品的实际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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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撒切尔提出了以个人为中心的政治愿景。在历史演讲中，她捍卫人们拥有不平等的权利，同时强调每个人都同样重要；她把自由与工作、消费、财产权以及作为仆人而非主人的国家联系起来。影片将她的执政与营销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称研究人员借用了心理治疗的技巧。一名研究者介绍，他们会让饮酒者画出对吉尼斯啤酒的感受，仿佛品牌拥有自己的个性。

片中营销人员说，他们发现人们既希望属于群体，又希望表达独特身份；这种倾向也出现在1979年首次投保守党票的人当中。消费者谈到希望家里的陈设与别人不同。纪录片认为，制造商以更多样的产品回应，而研究人员则按安全和归属、地位、掌控或自尊等心理需求重新划分消费者。这些分类以及它们与消费热潮之间的联系，属于研究者和影片的解释。

影片以弗洛伊德家族另一位成员马修·弗洛伊德为例，介绍日益显赫的公关业。按照影片的说法，公关人员利用名人采访机会作为筹码，把企业客户的产品带进新闻编辑内容。一位记者描述了一份名人披萨报道协议：文章必须提及必胜客，按指定方式刊登标志，并使用提供的照片。这位受访者的经历说明了他所说的编辑自主权受损，但不能据此判断此类协议有多普遍。

传统记者认为，广告进入编辑版面是对职业的腐蚀。影片称撒切尔盟友、《太阳报》和《泰晤士报》所有者鲁珀特·默多克则认为，大众新闻正在对抗他眼中的 BBC 精英主义。他反对一部片子只聚焦《太阳报》第三版、忽略其他版面，并指责 BBC 自己也用大众娱乐吸引观众。这场争论涉及机构应当服务谁的偏好，也涉及最终由谁控制内容。

影片把撒切尔和里根与一种更广泛的转变联系起来：满足人们需求的责任从政府转向企业。一位批评者认为，政治开始把人看成可以像市场一样诉诸其无意识欲望的情感个体。旁白将其与另一种传统相对照：在影片的讲述中，罗斯福新政鼓励工会、消费者团体和福利制度，作为对大萧条的集体回应。另一位受访者批评里根的做法让拒绝同情变得体面。这些是相互竞争的政治解释，并非关于人类思维的临床结论。

在20世纪80年代屡次败选后，工党改革派开始质疑党是否理解选民的追求。广告业高管、终身工党支持者菲利普·古尔德回忆，一位工党领军人物的妻子抱怨说，工人阶级得到了教育和机会，却读《太阳报》，也不投工党。在古尔德看来，这暴露了党与努力改善生活的人之间的鸿沟。

以彼得·曼德尔森为中心的改革派试图重新联系转向撒切尔的选民。古尔德在郊区组织焦点小组后认为，人们希望得到尊重，并希望纳税换来良好的医疗和教育服务，就像消费者期待得到服务一样。他主张工党必须改变才能获胜。1992年大选前，他赞成承诺不加税；影子内阁财政大臣约翰·史密斯则反对，坚持通过增税建设更公平的社会。

传统民调显示工党领先，甚至一些保守党在报界的盟友也怀疑反复强调税收是否有效。影片称，古尔德的焦点小组暗示，一些告诉民调人员自己会投工党的人，其实准备出于自身利益投保守党，只是不好意思承认。约翰·梅杰最终获胜；影片认为焦点小组的判断得到了印证，但对选民隐藏动机的解释仍是事后说法。后来成为党魁的史密斯拒绝了改革派提出的改变，古尔德则赴美国参与比尔·克林顿的竞选。

影片说，克林顿1992年竞选时利用摇摆选民焦点小组，调整了对郊区纳税人的诉求。一名参与者认为，即使只有很少一部分税款用于他认为不从事生产的福利领取者，也已经太多。克林顿承诺减轻中产阶级负担，而他的顾问相信，他们仍能通过医疗改革帮助较贫困的美国人。按照他们的设想，削减国防开支并提高最富有人群的税收，可以为减税筹资，把新老民主党选民联合起来。

纪录片称，新政府发现赤字远超预期：1993年1月的一次会议上，美联储负责人估计赤字接近3000亿美元。影片认为金融市场限制了进一步借贷，并称政府放弃了拟议中的减税。克林顿转而谈论政府投资和就业。一名受访者回忆，当时的改革抱负包括全民医疗、儿童照护以及应对不平等和无家可归问题。影片认为，得到减税承诺的选民感到被背叛；1994年，共和党以缩小政府和减税为纲领赢得国会两院。关于选民为何改变选择，这是影片的解释，并非对选举的完整说明。

随后克林顿求助于政治策略师迪克·莫里斯。莫里斯为把商业的消费者规则引入政治辩护：在他看来，政治人物应把选民视作需要学习的主人，并调整自己以满足他们的愿望。影片描述了一项通过市场调查公司委托的大规模心理调查，询问习惯、计划方式、运动和浪漫周末等问题，试图把摇摆选民划分为“泳池与露台”“学位帽与学位袍”等生活方式类型。一位研究者说，调查发现了与改变投票选择相关的人格特征；影片并未证明这些类别能可靠预测行为。

莫里斯的“小事政治”针对日常焦虑：在电视中安装 V 芯片，限制儿童接触色情内容；在校车上安装电话；以及推行校服。影片还描述了一次狩猎度假，克林顿穿着模仿目标选民群体的服装。一位内阁批评者回忆，自己曾问莫里斯：如果连任后没有施政授权，连任有何意义？据这位批评者转述，莫里斯反问：如果不能连任，授权又有什么意义？回应具体关切与争取对整体施政方案的支持，两者之间的张力正是争论的核心。

影片描述马克·彭恩在丹佛设立电话调查中心，反复向郊区摇摆选民测试政策，包括涉及波斯尼亚的问题；一位受访者认为，这些选民实际上塑造了政策。1996年，克林顿签署福利法案，政府将其描述为帮助人们从福利走向工作。影片把它描绘为对保障性援助和罗斯福传统的象征性决裂；法案的完整影响以及民调的因果作用，在此没有得到独立核实。批评者看到的是迎合孤立欲望的政治，莫里斯则把这种回应描述为倾听。

托尼·布莱尔1994年成为工党领袖后，古尔德的焦点小组更受重视。古尔德说，曾投保守党的选民关心家庭财务、犯罪，以及福利是否给了他们认为应得的人。他反对把父母努力照顾家庭一概称为自私。新工党谈论法律与秩序、个人抱负和控制税负。影片及一名美国竞选参与者称，曼德尔森团队借鉴了美国的竞选方法与措辞，包括“助人自立，而非施舍”的表达；影响程度仍是他们的说法。

纪录片把工党修订党章第四条款中有关工业公共控制的承诺，放进这一转变中理解。影片认为，工党从制衡企业权力转向鼓励市场。一位商业界支持者赞扬新工党的做法有利于就业和投资；一位批评者则认为，大企业与既得利益仍掌握权力，小小的焦点小组无法形成制衡。影片把这场争论与工党1997年获胜联系起来。支持者认为，焦点小组让政治人物听见人民的声音，结束精英主义政治，让个人发声，而非由领导者决定什么对他们有益。

纪录片回到伯内斯和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影片称，企业在那里展示了一个由商业满足个人欲望与焦虑的未来，并把这一场景解释为消费民主的模型。旁白认为，伯内斯私下不相信大众能够自我治理，消费选择因而可能让人产生掌控的幻觉，而精英继续管理社会。一位受访者认为，回应人们的欲望不等于让公民拥有决策权。这是影片对伯内斯与现代政治的解释，并不能证明所有民调都是操纵。

古尔德所谓的“持续民主”呈现出一个实际难题。影片称，在工党第一个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焦点小组并未把铁路列为高优先事项，后来却责怪政府没有更早投资。一位受访者认为，脱离背景的个别回答可能相互冲突：人们既可能希望降低税收、改善公共服务，又可能不愿多交税，并怀疑新增税收是否会得到妥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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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批评者提出，领导人应解释取舍，承诺有能力用好资金，再向选民争取授权。影片以更广泛的主张结尾：商界鼓励把人视为只顾自身利益的消费者，但公民也可以考虑共同利益。最后一位受访者认为，政治领导应让公众参与关于何为最好选择的理性讨论；如果政治只是像营销一样诉诸情感，他反问，为什么不直接交给更擅长这件事的企业？影片留下了这一挑战，也保留了此前支持倾听民众的另一种声音。